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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周恩來逝世毛澤東為何沒參加其追悼會

发布日期:2019-10-01 20:28   来源:未知   阅读: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7.8级大地震撼动着唐山,24万人罹难,唐山大地震通报是毛主席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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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的受访者都希望地方媒体的记者能跟社区融入,但只有21%的人曾和记者聊过天)然而,在经历了媒体整合之后,地方台报道的并不一定是你身边的事儿——47%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看到的地方新闻报道,其实来自于附近的城市,51%的人则看到了自己生活圈内的消息。(调查显示,近一半美国人收看的都是“假”地方新闻)地方新闻撑得住吗?人们并不懂这有多难研究还强调,人们对地方新闻媒体面临的挑战缺乏认识,即便大家都看到了媒体的收入下降、雇员减少,71%的被调查者仍觉得地方媒体在开支上毫无压力。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偏差认知,只有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曾为地方新闻付费,包括订阅、捐赠、加入会员等方式。人们为什么不肯为媒体捧个钱场?近一半(49%)的受访者表示,既然免费内容随处可得,那还给钱干啥?只有10%的人是觉得地方媒体提供的内容不够优秀,不值得花钱看。(只有14%的人付费,但71%的人觉得地方媒体的经济形式一片大好,这恐怕不太现实)地方新闻:没天气预报可不行调查显示,天气类的信息非常受欢迎,远远超过其他主题的地方新闻。70%的受访者每天必看,因为人们看地方新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以及参与社区讨论,而天气对于日常生活来说简直太重要了。除此之外,犯罪(44%)、交通(41%)和价格变动(37%)方面的新闻也引人关注。而地方体育报道则没有那么诱人:多达34%的受访者觉得它既不重要,又很无趣,只有10%的人每天都想看。(仅5%的人觉得天气预报有趣,但90%的人承认它挺重要,许多地方新闻内容的重要性和趣味性似乎呈反比)另外,美国人对地方新闻内容的喜好和找到相关信息的难易度并不成正比,说明媒体在这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例如,人们对价格变化类新闻和体育新闻的兴趣,与媒体对它们的报道密集程度恰好相反。(90%的受访者觉得价格变化的新闻有点意思但挺难找,相对而言,体育没那么有趣却似乎无所不在)其他发现:地方新闻的电视观众更“粘”虽然73%的美国人都会关注地方新闻,仍有超过1/4的人(26%)不太爱看或根本不看地方新闻。对于38%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哪种媒介渠道都不爱,还有30%的人仅选用某一种媒介来获取地方新闻。偏好从电视渠道获取地方新闻的受众,比起偏爱数字渠道的人来说,对地方新闻的依赖更深,40%的电视观众会密切关注地方新闻,而在线获取新闻的黏性用户仅占21%。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勛、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

  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原籍浙江紹興。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進天津南開中學學習。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並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從巴黎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

  1925年2月、10月,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出席黨的六大,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后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曾發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后,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駐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雙十協定》簽訂后,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

  1947年7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陝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9月,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 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擔負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他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的。

  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並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

  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

  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

  在“文革”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費盡心血,並同、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

  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偉規劃。

  歷史點評: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文章摘自《毛澤東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元旦當天,全國各大報刊都在頭版刊載了他十年前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標題下方,印著筆跡顫抖的“毛澤東”簽名。??

  同時發表的經過毛澤東圈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寫道:發表這兩首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集中反映”。社論還公布了毛澤東不久前批評“三項指示為綱”時所講的一段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在這前一天,上年歲末,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兩位美國客人——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交談中,講到毛澤東將發表的兩首詞。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使兩位客人感到出乎預料的是,毛澤東談話的主題仍是“斗爭”。他說:“我們這裡有階級斗爭,CLASSSTRUGGLE(階級斗爭)!在人民內部也有斗爭。共產黨內部也有斗爭。”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宣告:“不斗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斗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面前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斗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斗爭”。眼前的事實使這對年輕的夫婦不由得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証明。”??

  進入新的一年,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靠人喂,每天隻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這種狀況,人們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這個時候,備受人們尊敬的周恩來,於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華社向國內外播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訃告》,以及毛澤東為首的一0七人治喪委員會名單。

  噩耗傳來,神州大地籠罩在極度悲傷的氣氛裡。目擊這種情形的外國記者的報道說: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個人的臉上都很沉重”,列車中“軍人們捶胸痛哭”,機關、公寓、學校裡人們在默默地流淚,“到處有人哽咽”。??

  這以前,毛澤東已連續接到有關治療和搶救周恩來的報告,對病情已無法控制和挽救,有著一定的思想准備。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讀著這些報告,沒有講一句話。八日上午,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向幾乎通宵未眠的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他聽后沉默很久,微微點頭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來《訃告》清樣,工作人員流著淚為毛澤東讀《訃告》:“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時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八歲。”毛澤東聽著聽著,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著的眼裡漸漸溢出兩行淚水,而他仍一言未發。

  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半個多世紀不同尋常的傳奇般的關系,自然地使人們十分希望毛澤東能夠親自出席周恩來的追悼大會。但是,人們期望的事實最終沒有發生。這是為什麼?

  “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也是令人擔心。他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志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隻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隻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來,主席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

  “中央擬好了有關周總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並送主席審閱。中央考慮到主席病重,便沒有安排毛主席參加有關周總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動。毛主席審閱這個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裡,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主席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心裡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傷感中的主席,這時,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也走不動了。’聽到這裡,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萬狀的毛主席,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淚水……我后悔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

  從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開始以各種方式沉痛吊唁周恩來。十一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送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萬群眾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東、西長安街兩側,在嚴寒中揮淚送別周恩來的靈車,場面極為悲壯感人。

  重病中的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周恩來的悼念活動。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員向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這篇將由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的悼詞近三千字,詳細回顧了周恩來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評價他的歷史貢獻,字裡行間充滿著感情。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在毛澤東是極少見的。此后,毛澤東的情緒一直很低沉,不願講話。他不顧醫生的勸阻,借助剛治好的一隻眼睛,不停地、無休止地閱讀書籍和文件。張玉鳳回憶:“由於他的身體過於虛弱,兩隻手顫抖,已經沒有舉起文件的力量了。為了滿足老人家那艱難的閱讀需要,我們在場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要幫他舉著書或文件。??”看得出來,他是在用這個辦法來擺脫內心的痛楚。

  周恩來去世后,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的一個重大話題,是由誰來接替中國總理的職務。本來,早已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理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已持續兩個月,使這種選擇很難成為可能。如果按副總理排名的次序,下一個是張春橋。一伙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聽取鄧小平的檢討。在這期間,鄧仍暫時留在原來的崗位上,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許多重要事務(包括周恩來的治喪工作等)還是由鄧小平具體負責。同時,毛澤東還多次阻止等插手黨政業務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議印發鄧小平的兩次書面檢查,並指示將這件事“暫時限制在政治局范圍”。??十五日,鄧小平仍出席周恩來追悼大會並且由他來致悼詞,成為他這時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開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會議后,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再次提請“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況下,自己的處境已日益困難。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匯報時表示: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又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后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此后,鄧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1975年6月間,被病痛折磨的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隻剩下61斤。1975年6月16日22時半,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我第三次開刀后,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隻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隻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隻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后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寫罷這封信后,周恩來又以請求的口吻,給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一張便條。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托拜托。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的病情繼續惡化,氣息已變得十分微弱,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醫療組成員、護理人員等晝夜守護在病房,隨時准備搶救。

  深夜11時,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蘇醒。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用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這是周恩來留下的最后一句話。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后,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願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干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后不留麻煩。他是一個隻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后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為大。雖然后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

  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隻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鬆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后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后,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斗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后又摧殘了她的健康。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隻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准甚至不夠標准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后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裡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人。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隻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准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帘)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隻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

  他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隻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扎根陝北。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他藏而不露地將“15年趕上英國”,改為“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余地。”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裡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隻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他像一頭牛,隻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隻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隻短住了6個月,最后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

  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隻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1976年元旦前后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匯報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

  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裡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裡話而寫。

  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余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復改。但寫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